清朝皇帝一般会给官员发（经常能在电视上看到古代皇帝会赏赐一些良田土地给某位大臣历史上是如此吗赏赐的土地从哪里来呢）

本文目录

• 经常能在电视上看到古代皇帝会赏赐一些良田土地给某位大臣历史上是如此吗赏赐的土地从哪里来呢
• 古代清朝，春节过年皇帝会给朝中有功大臣颁年终奖吗
• 古代皇帝一家如何过年皇帝会发红包吗
• 乾隆皇帝有时会赏赐大臣每人一个猪肘子，官员会感恩戴德，为什么一些人出宫门后就会扔了如何看待乾隆皇帝的做法
• 清朝官吏升官后原来的官服如何处理
• 历史上皇上赐给大臣的东西，必须在家供奉起来吗
• 古代皇帝过年给大臣发什么礼物有打白条的没
• 在古代，中秋节朝廷也会给官员发放月饼作为福利吗
• 明朝的经筵是大臣给皇帝讲，清朝是皇帝给大臣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
• 清朝的皇帝该怎么过年他在大年初一也发压岁钱吗

经常能在电视上看到古代皇帝会赏赐一些良田土地给某位大臣历史上是如此吗赏赐的土地从哪里来呢

封建社会为限制皇帝权利或滥赏，制订了一系列的规章和措施，其中特别限制皇帝赏钱和赏地，原则上规定皇帝本人随身不准带钱，避免随意赏钱。另外虽说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但由于是土地私有制的原因，大面积赏田地虽然历史上有时有过，但不太多，皇帝赏大臣的田地大多是从皇田或官田里分割的。一般不会把平民所有的田地赏给大臣。清朝开国为奖赏军功满大臣实行的圈地运动，以及清末为鼓励满人农耕分封京郊土地造成的危害十分巨大。我们国家是一个农业社会，土地是几乎全体国民生存的基础，有了地老百姓就等于有了饭碗，老百姓有了饭碗才有社会稳定，因此，历史上的有道之君一般不会轻易大规模的变动土地，因为那是动摇国本的事情。分封万户或封邑百里等，那是让老百姓把税等交给他们，不用交国家了，对老百姓来说没有实质变化。

古代清朝，春节过年皇帝会给朝中有功大臣颁年终奖吗

在很早以前就有年终奖，最初发年终奖还是在东汉时期。在汉代年终奖被称作腊赐，意思是每年的腊月发年终奖，准备过年的物资，根据官员等级不同发放腊赐，最高可以超过全年的工资呢。在史料的记载中，其中大将军和三公有20万的钱，据说当时他们的工资才17500钱，这样的年终奖，比工资都多，羡慕，肉类是发放的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进还有候是15万，每一个人解决的文武百官都会受到腊赐，连卿都有10万，校尉5万，尚书都能达到3万，侍中还有将和大夫有2万，千石，六百石各7000。

宋代的文武百官的年终奖比较少，工资给的比较高，每年的冬至会给他们发年终奖，宰相级别的国家重臣，以及封王大臣等，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跟东汉时期比起来真的是少的太少了，宋朝的一石是66公升，装米大概是50公斤，面是30公斤，5石面才是150公斤，两石米是100公斤，加起来才值几千块钱而已，但是他们工资能够给到1万贯，是工资加上补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年终奖不算什么，太少了，还不如工资呢。

清朝的皇帝都是用荷包赏赐大臣，岁岁平安荷包，岁末的时候皇帝赐给蒙古亲王的荷包里一般情况装有各色的玉石八宝。小荷包里有金银八宝。还有一个小荷包里面装有金银钱四枚，可以说非常丰厚的年终奖。

在明朝的时候官员俸禄很低，他们的年终奖不是朝廷来发的，而是由地方官员，他们来钱的渠道比较多，他们到了冬日的时候，都会以京官购置取暖木炭的名义进行向六部司奉献钱，这也就是官员的年终奖的来源。

对于年终奖的渠道，各个朝代都不一样，各个阶级也不太一样，有的衙门通过高利贷的方式赚钱，或者直接哪集资款来经商，投资房产，酒，盐之类的必卖品，这样的经营利润翻倍，因为衙门都是垄断形式，他们还有职权的优势，这样挣来的钱如果赔了就公款冲账，如果赚了就归了自己，还可以向上笑纳，也可以给自己的下属在过年的时候发个红包。其实在唐朝和宋朝的时候都是允许向民间放高利贷的，这样可以解决官员的俸禄问题，自己进行创收，朝廷放本钱，官吏们自己研究创收，放贷的期限可以是几天，也可以是几年，获得利润之后国家财政会抽取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官员自己留下了，这里面就包含了年终奖，挣得多就得的多。

古代皇帝一家如何过年皇帝会发红包吗

首先作为一国之君，皇帝过新年自然是要给亲人和大臣们“发红包”的。皇帝富有四海，如果连个红包都不发，那也太有损皇帝的尊严了。

一般情况下，和平时期，皇帝会在除夕之前的几天就会把手中的工作停下，专门筹办过年的事情。先去奉先殿祭祖，向祖宗们报告一声过年了，请祖宗们放心，国家在自己的手中风调雨顺。

其次，在除夕当天，皇帝会举办隆重的家宴，招待儿女和妃子们，顺便邀请一些王公贵族进宫一同用膳。宴会会一直持续到半夜，大家一起守岁，然后众人一起向皇帝行礼，恭祝江山万年不衰。作为打赏，皇帝会准备许多金银珠宝分发给众人，以此来彰显自己的“财大气粗”。

然后过了子时，皇帝会稍微休息一会，毕竟四五点钟就会有大臣陆陆续续进宫给皇帝拜年。皇帝端坐在金銮宝殿上，接受臣僚的祝贺。至于赏赐些什么东西，就要看皇帝的个人爱好了。

就比如康熙皇帝，他热爱书法，喜欢把自己写的“福”赐给臣下，大臣们也如获至宝，纷纷把皇帝赐的福精心装裱起来拿回家供奉，作为传家宝传给子孙后代。

皇帝过大年，会分发各种不同的“红包”，你还知道哪些？欢迎大家留言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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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有时会赏赐大臣每人一个猪肘子，官员会感恩戴德，为什么一些人出宫门后就会扔了如何看待乾隆皇帝的做法

猪肉在古代也可以说是紧缺之物，普通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更别说吃肉，而那些权贵官僚们就不同了，他们有钱有势，自然是餐餐大鱼大肉，清朝皇帝在逢年过节的时候，都会赏赐给亲近的大臣和侍卫一些猪肉，而这些大臣表面上是谢主隆恩，可内心是一肚子的嫌弃，出了宫门就将它给扔了，这是为什么呢？

清朝朝廷每年都要举行各种祭祀，要用到许多猪肉，这些肉也叫胙肉，皇帝会把这些肉赐给大臣们分享，在祭祀前，皇宫的厨师们会把这些肉的皮出掉，剩下的肉就切成一大块一大块的，不放任何的佐料调味品，和白水一起放入锅里大火煮，煮至七八成熟，上面没有血丝就捞上来，这就是所说的白切肉，没盐没酱油没滋没味的水煮肉。

喝多下令将这些肉端上来给在座的每位大臣和侍卫将领各一份，好的五花肉一般都献给皇帝、皇后和妃嫔们，而比较肥的大片肉就赏赐给臣子们，臣子们接到皇上的恩赐，一个个的口是心非，嘴上山呼万岁谢主隆恩，眼里看着这些白切肉，心里直作涌，想吐。

乾隆执政时期清朝国力可以说是鼎盛时期，官员们早已习惯了山珍海味，这大块的猪肉虽然是熟的，但是没有加任何的调料，吃不上三口就想吐，可是皇上都吃了，他们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嘴里塞。哪怕是赐给的毒药也要喝下去。

因此很多人都在皇上的监督下吃得一干二净的，吃不完或者吃得很痛苦都是要受到责罚的，吃上三口不想吐的那就是好胃口，而吐出来那就是对皇帝的“大不敬”，吃饭的脑袋就丢了，此生恐怕就再也吃不上肉了。

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多聪明的侍卫就应招撤招，他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要吃这种白切肉的时候，就悄悄的在怀里揣一打糯米纸，这些纸已经用咸盐酱油十三香反复浸泡晾干，用这样的纸包着肉来吃，热乎乎的肉浸润了纸中的调味品，自然有一番风味，但如果被皇帝发现了，那可是欺君之罪，要掉脑袋的，因此他们是非常谨慎小心的，那些大臣们可就不敢了，因为他们的衣袖里要装奏折，一旦被皇上嗅出来十三香的味道来，那不就是自投罗网了，因此没有人敢冒这个风险。

乾隆估计也认为猪肘子太大了一时半会儿也吃不完，就允许他们带回家吃，半生不熟的猪肘子比肉还难煮，皇帝说是让大家带回家吃，但是回家后到底吃没吃，乾隆肯定是不得而知的，因此这些难以下咽的猪肘子，大臣们看着就烦，等下了朝，一出宫门就都给扔了。

纪晓岚跟清朝的皇帝一样都喜欢吃肉，据说他一壶茶就能吃下七八斤肉，大家都知道纪晓岚喜欢吃肉、会吃肉、善于吃肉，不妨就都送给他吃好了，纪晓岚就成了大家的救星。

纪晓岚也不客气，来者不拒，坐在回家的轿子上，大口大口的啃着猪肘子，满嘴流油，衣服上也是油光焕发，好不自在。

清朝官吏升官后原来的官服如何处理

旧官服自己留着就行了。

先说官服的制作。

官服作为官员的制式服装，按照道理来说，应该由朝廷“赏赐”才行。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还“命制公服、朝服、以赐百官”。

可是，每个人的身材是不一样的。于是，就需要提前“量体裁衣”。朝廷让“织造府”这样的机构提前派人测量身材。只要做一次衣服，就有身材数据了。之后再有升迁，需要衣服，直接领取就行了。

当然，对于那些来不及测量身材的新晋官员，也不用着急。因为，古人也有“身份证”。古人参加考试的时候，都有“印结”，用来验证身份。上面对本人的身材（身高、肥瘦）和样貌有简单描述。所以，朝廷也是知道他的大概身材的，可以提前准备好衣服。虽然不能说百分百合适，但是，也不至于差太多。

再说清朝官服的事。

清朝官员的衣服大都由官员自己找裁缝制作，朝廷只发给衣料、装饰物和相应品级的“补子”。官员拿着这些东西，自己找裁缝“量体裁衣”。

这里的“补子”是百分之百不能改动的，任何私人不得制作“补子”。其他的，都可以自己发挥。有钱的官员，自己用上好的绸缎做官服。没钱的，就是朝廷发的布料；有破损的话，就要自己买布料重新修补了---打补丁。总之，富裕地区的官服，用料都要好很多。

所以，官员升迁以后，旧官服自己留着就行了。接替他的官员，也会自己定制新官服。而官员的旧官服，因为不合现在等级，也不能再穿，只能自己收藏了。当然，如果自己子孙再做同样官职，也是可以拿出来再穿的。

（文|勇战王聊历史）

历史上皇上赐给大臣的东西，必须在家供奉起来吗

在古代王朝，不管是什么东西，与皇帝之间有了牵扯，那意义不同，再普通的东西，冠上“御赐”的名头，就代表着一种恩宠和荣幸。而对于大臣来说，皇帝赏赐的东西，都必须在家供奉起来吗？

这个倒也不是，也不是所有的御赐物品都要供奉起来，主要还是分情况而定的。

不需要供奉的御赐物品

皇帝赏赐了东西，对于大臣来说，那就是光宗耀祖的事，而有一些皇帝御赐的东西，大臣们都会在家里供奉起来，但也有不用供奉的。

比如钱财，不管是在史书中还是我们现在的影视剧中，都出现了一种现象，就是古代皇帝有时候对于一些办事合皇帝心意的或者立功的大臣，都会有“赏黄金X两”之类的赏赐，这就相当于什么呢，就跟发奖金差不多，而这个赏赐，自然是可以去消费的，不用把这些钱财放家供着，也没必要。

还有就是食物，有时候皇帝会赐给大臣一些御赐菜品，这个吃的东西也不用去供奉，毕竟是食物，皇帝赐给大臣，是让大臣吃的，不是供奉在那看的，但是，赐的食物，大臣是要吃掉的，不能倒了。

会供奉起来的御赐物品

当然，皇帝御赐的东西代表的是皇帝的宠信，是大臣自己和家族的荣耀，把这种东西供奉起来，也是一种炫耀的资本。

比如在清朝时期，有一种御赐物品叫黄马褂，这个东西不得了，黄色在清朝那是皇帝的专用色，除非皇上特许，否则私自使用这个颜色，是要被治罪的。而黄马褂在清朝，就是一种代表极大恩赐的物品。一些大臣在得到黄马褂这种御赐物品时，平时会选择把这个黄马褂在家供奉起来，只在重大场合穿上，以示恩宠。

古代皇帝过年给大臣发什么礼物有打白条的没

因人而异吧，比如康熙发福字，乾隆发荷包......打欠条的也有，宋高宗玉玺盖白条，忒经典了：马半匹、公服半领、金带半条、汗衫半领、裤一只。

大臣们：剩下的呢，明年兑现？

宋高宗：哼哼~~o(￣ヘ￣o＃)

会不会有极个别的朋友对不上号哪个是赵构？见下图：

比如汉朝，称之为腊赐，顾名思义，腊月里的赏赐，也可以说是过节费，红包，奖金。钱、粮、牛肉等等，采办什么就发什么，基本上奖金能抵一年工资：

《汉官仪》中记载“腊赐”一项为：大将军、三公各钱20万、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进、侯15万；卿10万，校尉5万；尚书3万；侍中、将、大夫各2万；千石、六百石各7千；虎贲郎、羽林郎3千。

宋朝抠门到奇葩级别的也就赵构，实际上宋朝的经济非常繁荣，平时的待遇已经够高了，所以年底发点东西意思意思就算是过去了，官员们的工资结构名目繁多，比如俸禄，米，职钱（身兼数职，兼多少份差事，就给多少份钱），职田（按品阶赐给官员的土地，谷物归己），汤茶钱，差旅费等等非常多，所以即便是做到了宰相、枢密使，甚至封王每人也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而已。

明朝，穷就一个字，我只说一百次。过节费皇帝不出，都由地方上解决，咋办呢，巧立名目呗，孝敬京官那就是炭费，大概意思就是现如今的煤火费、取暖费什么的，信封装上，收多少心知肚明，一般都是几十几百两，上千两的也有，其实炭费也就意思意思，该孝敬的平时就给了，未必等春节。明朝贪腐比较严重，不贪腐基本上没法生存，当然也有不贪污的，但极少，比如海瑞，家里就那几口人，怎么将就都能活着，买次猪肉都能惊动胡宗宪，会议也暂时中断了，一堆朝廷大员啧啧称奇。

清朝，以乾隆、嘉庆朝为例：

“岁暮时诸王公大臣皆有赐予；御前大臣皆赐“岁岁平安”荷包”

私下赏赐的不计，年终奖性质的荷包以蒙古亲王的“成色”最足，荷包一般都是大中小分列，品阶越高价值也就越高，论贪腐大清比大明也好不到哪儿去，不过好在清朝官员有“养廉银”，一般为工资的10-100倍，不贪腐也足够活下去，“冰敬”、“炭敬”算是现在的防暑降温费和取暖费，也是下面孝敬的。至于文初的康熙赏福字，那也不是谁都能有的，虽然只是一张纸，但因是皇帝的墨宝，又是嘉许方式之一，所以堪称无上荣耀“敬业福”。

在古代，中秋节朝廷也会给官员发放月饼作为福利吗

中秋节吃月饼这个事，据说就与朝廷官员相关。

相专唐高祖时期，大将军李靖在八月十五日大胜突厥，为示庆祝，李渊就和众将士一起，一边吃西域商人进献的胡饼，一边指着天上的月亮说：我要用这个饼勾引月亮里的蟾蜍宝宝来一起玩——应将胡饼邀蟾蜍。自此，中秋吃月饼渐成风俗。

在唐朝，月饼就曾作为赏赐之物。《洛中见闻》中有载：中秋节新科进士曲江宴时，唐僖宗令人送月饼赏赐进士。

到明清时候，作为中秋节令食品的月饼就很普及了。一到中秋，千家万户都吃，不仅自家吃，还要送亲友：

那么，在古代，中秋节朝廷会不会给官员发放月饼作为福利呢？我想这个可能有，因为在不少文献记载中，过腊八，过年节，朝廷都会给相应品级的官员赏赐应景礼品。比如清朝的的年羹尧，就曾得到月饼赏赐。

雍正二年（1724年）八月十五日，年羹尧收到御赐中秋饼果八篓五种，并附皇帝亲笔抄写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手札。年羹尧还写折子感谢：惟私心仰祝，从此人长好，万里共婵娟，如是足矣。——此时两人正在蜜月期。

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的谢恩折，清朝得到朝廷月饼赏赐的除了年羹尧外。雍正十年，田文镜也得到过，乾隆四十四年，军机大臣阿桂、光绪三十二年，署理江宁提学使陈伯陶也得过赏赐。

但月饼是不是古代朝廷给官员的定制福利，我并不确定，不过从清朝得到赏赐月饼的官员来看，那些都是在皇帝心目中有眘举足轻重地位的官员才有。

明朝的经筵是大臣给皇帝讲，清朝是皇帝给大臣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

经筵制度确立于北宋，是一项专门的帝王教育制度。其主要内容是由士大夫向皇帝讲述儒家学说，以规范皇帝的言行，期望养成儒者理想中的“古之圣君”。经筵制度一经确立便成为皇帝勤学好问，志为明君的象征，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自宋以后，元、明、清三代都确立了经筵制度。

当然，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经筵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的政治特点和文化氛围会使经筵制度产生相应的变化。清朝时，经筵制度之所以产生由大臣教育皇帝到皇帝教育大臣的变化，就是时代变更后制度变革的结果。具体说来，有教育功能削弱，文化专制加强和皇帝个人修养提高三方面的原因。

一、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削弱，日益走向形式化

作为士大夫教授皇帝如何规范自身德行，成为有道明君的教育制度，经筵一直都是大臣给皇帝讲。至清朝时，由于经筵制度的仪式日渐繁琐，再加上日讲、午讲等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经筵的教育功能大大削弱，这就为皇帝给大臣讲这一变化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一）清朝时，经筵加入了繁琐的礼仪，由“制度化”日益走向“仪式化”

在宋朝刚刚确立经筵制度时，经筵并没有繁琐的礼仪，只有举办时间、地点、次数、枝江人的相关规定，如：

“（仁宗）始御崇政殿西阁，召翰林侍读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论语》，侍讲学士李维、晏殊与焉。初，诏雙日御经筵，自是，虽隻日亦召侍臣讲读。”——《续资治通鉴长编》

元丰二年（1079），宋神宗在阅读有关经筵的《讲筵式》时，指着其中的“开讲、罢讲申中书”一条说，说：“此非政事，何预中书？可刊去之。”可见，宋代的经筵制度只是纯粹的帝王教育制度，并无太多繁文缛节，这就有效保障了大臣给皇帝讲课的纯粹性。

至清朝时，经筵制度的仪式便十分繁琐，严重影响了经筵本身所承担的教育功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 首先是对经筵中大臣给皇帝讲课做了繁琐的规定。清朝的经筵讲官分满讲官和汉讲官，乾隆朝的《大清会典》中，详细记载了整个经筵的过程：清朝经筵由鸿胪寺负责，在经筵课堂的布置、主讲官的选取、座位的摆放、以及开始结束的各项礼仪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鸿胪官设御案于文华殿御座前南向；设讲案于御座之南北向。翰林院官奉讲章及进讲副本左书右经各陈于案，退，记注官四人立西阶下东面。满讲官暨侍班之大学士，吏部、户部、礼部尚书、侍郎、通政使、 副使、詹事、少詹事立丹墀左西面；汉讲官……”——（《大清会典》）

经筵课堂中繁琐的礼仪规范淹没了经筵中大臣为皇帝讲课这一主要内容，大大削弱了经筵的教育功能。

• 其次是在举行经筵之前还要有隆重的祭告仪式。清朝十分重视在举办经筵之前祭祀先圣、先师。顺治十四年（1657）经筵初开之时，礼部官员就奏请皇帝诣弘德殿行致祭先师孔子之礼。康熙十年（1671）的经筵亦遣官告祭先师孔子。康熙二十四年（1685），传心殿建成，成为专门的经筵祭祀场所。此后，除特殊情况外，经筵开始前的祭告礼仪从未间断，正如乾隆帝在其御制诗中所言：

“予即位后于乾隆六年御经筵日亲祀传心殿一次，以后依中祀之例每岁遣大学士致祭， 偻指已五十五年矣。”——（《清高宗御制诗》）

繁琐的礼仪与频繁的祭祀使原本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成了彰显皇帝虚心向学的“开学典礼”。清朝以后，经筵的仪式作用大于教育作用，从“制度化”走向了“仪式化”。

（二）经筵的开设次数骤减，其教育功能被其他教学形式所取代

除仪式的繁琐外，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也是削弱经筵教育功能的重要因素。宋代的经筵开设十分频繁，《宋史·职官志》中记载为：“岁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长至日，遇隻日， 入侍迩英阁，轮官讲读。”一年之中，为了避开严寒酷暑，经筵分为两个时间段开，分别是从春二月至五月初五端午节，秋八月至冬至日。在固定开设经筵之余，也有皇帝出于好学，常常增开经筵，如宋神宗在位期间，始终隔一日开经筵，风雨不易。

至明朝时，经筵的开设次数开始骤减，明代规定每月逢二开经筵，每月只讲三次，寒暑还要免讲。而清朝的经筵次数比明朝更少，清朝规定每年春二月和秋八月各举经筵一次，这就将经筵次数降到了一年两次，而这一年两次的经筵也时长会因皇帝狩猎、南巡等原因停办，如乾隆所写的《春仲经筵》一诗中就夹有“去岁以巡狩未举是典”的注释。

尽管经筵的开办次数大为减少，但帝王的教育自古至今都是重中之重。因此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逐渐兴起，取代了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大致有日讲、午讲和进呈讲义三种：

• 日讲，就是每日讲读。相比于经筵，日讲在帝王教育上有更大优势，首先是仪式上十分简化，只有上课时间与地点的相关规定，大大增加了讲读本身的有效时间；其次是内容丰富，经筵中以讲授四书、五经为主，日讲除了四书、五 经这些儒家经典著作之外，还有《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四方杂学。更重要的是在日讲间歇中，日讲官可以在政务上给皇帝提出参考意见。因此，日讲不仅是给皇帝解读典籍章句、传授儒家义理，更是培养皇帝治国理念、锻炼皇帝独立处理政务的课堂。
• 午讲，是对日讲的一种补充。当日讲结束以后，皇帝会进入暖阁休息，而讲课的大臣则要退避等候，等皇帝传召问答，如果皇帝还想听课，就会从暖阁出来，让大臣再开一讲：“若不进暖阁，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
• 进呈讲义则是一种最简单的教学形式。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康熙帝突然命令停止日讲， 将翰林院尚未讲完的《诗经》与《通鉴》的讲章交于张英并呈进内廷。这是清代进呈讲义最早的记录。进呈讲义在清代存在的时间较长，在乾隆、嘉庆、咸丰三朝都有实行，这主要是因为日讲并未制度化，皇帝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的受教育形式。

清朝经筵的仪式繁琐促使皇帝更热衷于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而仪式化的经筵也由此成为皇帝一年两次的“开学典礼”，并无实质性的教育作用，只是一种彰显皇帝勤学上进的形象工程。形式化的转变使经筵的教育功能削弱，而无法承担帝王的教育职责则是经筵从大臣教皇帝转向皇帝教大臣的前奏。

二、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使经筵中的君臣关系发生变化

在经筵中，大臣可以给皇帝讲课是因为排除封建的君臣之别后，经筵大臣是皇帝的老师，在经筵中，大臣所扮演的是“师儒”的角色。起初的经筵制度赋予了经筵大臣的较大的权力，他们不仅需要向皇帝传授儒家经典、历代政治得失，还在诸多国家事务 上出谋献策，正如范祖禹所言：

“人君读书学尧舜之道，务知其大旨，必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此之谓学也。 非若人臣析章句、考异同、专记诵、备应对而已。”——（《帝学》，卷3）

宋代经筵官的职责是把皇帝培养成为尧舜之君，在“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宋代的经筵官师道派头十足，理学大家程颐甚至有“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在经筵” 的言论，充分体现了经筵大臣的帝师地位。

而到清朝时，政治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对于当时被儒家正统 学说尤其是“华夷之辨”浸染已久的中原人来说无疑是十分抗拒的。清初，反对异族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 对于民族精神引领者的文人则更要谨慎对待。因此，清朝统治者从消弭汉人的文化反抗出发, 自始至终都在实现软硬兼施的文化专制政策。

“士人之心, 只能以智谋巧取, 不可以武力强夺”——（《李海生. 论顺康两朝的文化政策及其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

在以文化专制为中心的政治背景下，清朝经筵中的君臣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清代的经筵官已绝非如宋代一般的“师儒”角色。在极度高涨的皇权下，满族皇帝确立的是“主奴”形式的君臣关系，士大夫的独立人格渐趋抹杀。因此，清代的经筵官已没有了宋代经筵官的个性，他们本身也不再追求固有的师道尊严。在清代经筵中，大臣向皇帝所讲的内容大多是对皇帝的歌功颂德，其颂扬程度甚至连皇帝本人都觉得太过了。康熙十四年（1675）二月，康熙帝看完讲官傅达礼的经筵讲义后当即传旨：

“讲章内书写称颂之言虽系定例，但凡事俱宜以实如秉至诚而御物，体元善以宜民，固已‘媲美三王、跻隆二帝’等语似属太过，其易之。”——（《清圣祖实录》）

高压的文化专制下，清朝的士大夫已然失去其“为帝王师”的独立人格，经筵官再也不能以“师儒”的角色指点帝王的是非。当经筵由教化帝王变为歌颂帝王时，原本的君臣关系自然会发生转变，经筵从由大臣主导变成由皇帝主导为皇帝给大臣讲课奠定了地位基础。可以说，皇帝给大臣讲课的转变，正是从皇帝纠正大臣歌功颂德的讲义开始的。

三、皇帝的个人文化修养提高，有了教育臣下加强专制的自信

对于经筵来说，“君臣倾尽，无有所隐”，是最高境界。宋代经筵中提倡讲官与皇帝之间互相探讨问题，皇帝问问题，讲官作解释，内容也不限于经史典籍，而可以论及时政。宋英宗的侍讲司马光就曾对皇帝明言：

“学问非辨，无以发明。今陛下若皆默而知之，不加询访，虽为臣等疏浅之幸，窃恐无以宣畅经旨，裨助圣性。 望陛下自今讲筵或有臣等讲解未尽之处乞赐诘问。”（《帝学》卷7）

到清朝时，这种君臣互辩则发生了变化，由于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经筵之中大臣对皇帝的讲课内容也想着歌功颂德转变。这就导致在清朝的经筵中大臣没有或者不会表现出真才实学，而与之相对的是清初的皇帝如康熙、雍正等都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十分出色的皇帝。这样一来，出色自信的皇帝遇上保守奉承的大臣，自然会显得清朝皇帝的个人文化素养超过前朝皇帝，同时也会产生教育臣下的自信。清朝经筵也就从皇帝提倡君臣互辨，变为皇帝在经筵中占据了主讲地位。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首次表明经筵应该有“训导臣下”的职能：

“经筵大典自大学士以下九卿詹士科道皆侍班，所讲之书必君臣交儆、上下相成方有裨于治理。向来进讲皆切君身，此后当兼寓训勉 臣下之意。”——（《清圣祖实录》）

自此，经筵制度第一次有了教导臣工的职能。而在康熙五十年（1711）二月经筵的经筵上，康熙皇帝更是批判经筵大臣“只讲虚文”没有真才实学，并当场对大臣讲解了他对《四书》“忠恕违道不远”一节和《易经》“九五飞龙在天”一节的理解。

可见，康熙帝确实以其真才实学折服了经筵讲官，皇帝个人文化修养的提高也是经筵变为皇帝为大臣讲课的重要原因。

自康熙以后，经筵教导臣下的职能已成定制，清朝后代皇帝皆效法康熙。乾隆时期，经筵中更是出现了固定的群臣“跪聆御论”环节：

“经书讲章讲官先期撰拟进呈，届期出班进讲。先书次经敷陈毕， 群臣跪聆御论，精微广大具载简编，笔难磬书。”——（张廷玉·《词林典故》）

自此，清代经筵出现了前朝绝无仅有的皇帝教育臣下的现象，经筵也从一开始的帝王教育制度成为了加强专制统治的工具。

四、结语

综上可知，清朝经筵中所出现的皇帝教育臣下现象是清朝的独有现象，它是教育教育功能下降后皇帝文化素养提高和国家文化专制加强共同作用的结果。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也是经筵官表达政治主张、实现政治理想的平台，因此，经筵制度或多或少的具有抑制君权的倾向。这种倾向与清朝试图高度集中的皇权产生了矛盾。在极权主义的诉求下，经筵官理想的“周公辅成王”的帝王教育模式不堪一击，经筵制度的衰落趋势不可避免。

清朝经筵中出现的皇帝教育大臣现象充分体现了经筵制度与集权政治不可调和的矛盾， 最终只能沦为皇帝加强政治宣传的工具。

清朝的皇帝该怎么过年他在大年初一也发压岁钱吗

清朝皇帝不给压岁钱，压岁钱是指长辈给幼童或晚辈的红包。清帝在大年三十给各级官吏丶王子公主丶下人分发“荷包”根据品级的不同，“荷包”里的价值也不一样。类似于现在的年终奖。

大年初一则是清帝给祖先上香，并接受王子公主丶嫔妃丶大臣祝贺的日子。

其实我们至今都保留着类似习俗。大年初一，民众大多会去拜祭先祖。儿子、媳妇、孙子等晚辈也会来主动向长辈贺喜。初二，女婿则要去岳父岳母家，向岳父岳母贺喜。这就是“初一崽，初二郎”的习俗。

清帝的过年习俗并非清朝独有，而是华夏文化共通的习俗。